焦国标:讨伐中宣部 
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及整个宣传部系统)。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谁都知道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新闻自由太少,试问是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新闻自由又来个缺斤短两、横挑竖扣?是中宣部。新闻自由度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说,可以没有政府,不可以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都不许随意使用,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中宣部已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落后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进步因此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听任其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它自身将沉沦到阿鼻地狱万劫不复,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被大打折扣,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将被大大延迟,我中国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亦且颜面扫地。因而我们必须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一、中宣部怎么了?中宣部害了十四种大病 中宣部害的第一大病是工作方式巫婆神汉化。许多人都看过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现在中宣部的工作方式堪比小二黑他爹二诸葛和小琴他妈三仙姑。在这两位大神眼里,今天“不宜栽种”,明天“不宜出行”,后天不宜娶媳妇,大后天不宜嫁闺女。中宣部整治新闻媒体不正与此德行类同吗?今天不许再提蒋彦永,明天不得反思非典,后天又有新禁忌,不得说媒体是“社会公器”,诸如此类。试问中宣部这些禁令都是怎么得来的?依据是什么?比刘修德和三仙姑的“结论”科学多少?他们的“不许”,毫无根据,绝对想当然,绝对人治,绝对与人类基本文明准则背道而驰,与巫婆神汉违背基本科学常识属于同一个级别。中宣部害的第二大病是权威程度罗马教会化。如今中宣部实在太正确了,正确得跟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会一样,势焰熏天,莫予毒也,炙手可热,谁碰到它都要被它烧糊半截,就跟柳宗元笔下永州之野产的那种异蛇一样,触草木,草木尽死,咬了人,没治。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正确得像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部长神圣得像红衣大主教,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厉害得像永州的异蛇。新闻媒体监督这个监督那个,谁敢监督宣传部?“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宣传部门处分了那么多的记者、老总,没谁敢吱声,难道宣传部永远正确吗?现在政府各部,无论依法行事的程度如何,总还有个法,可是中宣部发号施令根本没有章法,混同于巫婆神汉顺口胡扯,悖逆最起码的人类政治文明,而其效力却是金口玉牙!中宣部是目前中国惟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太阳照射不到的惟一的黑暗王国。中宣部是人民共和国最后一只黑箱,我们不能答应它平安而威力四射地存在。中宣部害的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屡屡修改学校教材,篡改侵华历史,把“侵入”改成“进入”。中宣部有过之而无不及,凡历史上的罪错皆不许提,反右、文革、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四、哈尔滨的宝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这一切已经令所有媒介和学术中人忍无可忍,令普通民众伤心欲绝。 中宣部害的第四大病是宪法杀手。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权利,按道理说,中宣部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部,就应该是言论出版自由的捍卫者,而实际上它却是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最大侵害者,整个一个精神屠夫。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的政府职能部门不去努力保障它,却是千方百计地折磨它,践踏它,这在当今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捍卫宪法,就不能不讨伐中宣部。中宣部害的第五大病是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于行动上堕落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向国民党专制统治抗争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时期。有人将此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和一般言论文章择要辑为《历史的先声》出版,竟遭中宣部查禁。这些文章言必称民主,言必称言论自由,是当时中国最伟大,最能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文章,而今居然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足见中宣部已经如何深重地沉沦为共产党原初理想的敌人。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该鸣鼓而攻之,决不可坐视中宣部再如此随心所欲地乱党祸国下去。 中宣部害的第六大病是冷战思维的衣钵传人。中宣部吹风,凡涉美国,必是敌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至今仍然是中宣部对外宣传和事关欧美新闻报导的指南。某出版社编辑报一个选题是《看美国人怎样治国》,总编辑一看题目,急了,问:“你什么意思?”总编辑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人的政治文明是不可赞美的。中宣部训话会一贯讲究的就是这样的导向。美国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当你把它诬为臭狗屎的时候,实际上你已嗅着向真正的臭狗屎靠近或正在进食。心地光明磊落一些吧,中宣部!恢复正常的嗅觉,把狗屎称为狗屎,把香饽饽称为香饽饽才是你的出路。否则必然身败名裂,自己将自己挂上历史的耻辱柱。实际上你已经声名狼籍太久,赶快悬崖勒马。 中宣部害的第七大病是中央精神的克扣者、阻挠者,而不是贯彻者。媒介中人,特别是那些常到中宣部“领旨”听训的媒体领导人称:你听中央领导讲话,中国一片光明,大有希望,可是你一到中宣部听训,中国简直是乌云翻滚,魔爪横伸,整个感觉中央精神的头号阳奉阴违者,头号克扣者,头号反对者,头号否定者,头号干扰阻挠者,不是台湾,不是香港,不是贪官污吏,不是海外民运分子,不是美帝国主义,不是法轮功,不是六四死难家属,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中央宣传部。此时你禁不住产生今夕何夕的感觉,中宣部究竟是谁的中宣部,它究竟是听谁的,今日域中,是光明的天下,还是黑暗的天下。笔者写此文,正值2004年两会,这本应是媒体最活跃,中国人政治生活最自由的时期,可是你看媒体被中宣部收拾得个个“清心寡欲”,家家跟素食者似的,会上谈的一些重大问题,修宪、拆迁之类,都不许媒体自由言说,实在是与中央的中心工作对着干。 中宣部害的第八大病是冷血弱智病。日前与某杂志社一位朋友通电话,无意间谈到他们最近一期杂志刊载的一组关于信访的文章。恰好我也看了这篇文章,他说:“这组文章影响不小,连中宣部都打来电话了,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信访问题最大的一篇报导。”我立即响应道:“远远不够!应该做一期专号。你们这一期做的是什么呀?简直就是一趟浮光掠影的信访旅游,把信访者的苦难当风景看,隔靴搔痒,太轻飘飘了。应该照着督促和帮助政府彻底解决信访问题的方向去做,脚踏实地而不是浮光掠影,追根溯源,竭尽媒介之力,坚决挖掉导致信访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各级毒瘤。前不久在网上我发表一篇《给温总理的一封信》,提请并奉劝他们这一届政府,要拿三分之一的精力,解决人民群体幸福感指数过低的问题。富裕固然重要,可是富裕而不幸福,人文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有背政府初衷,是国家的硬伤。上访就是这样一块硬伤,是老百姓幸福感的头号杀手。我相信温总理能够看到那封信。信访的存在是我们不可饶恕的罪恶,居然听任它存在几十年,实在太罪过!良心大大地坏了!”听我此番话,这位朋友接着说:“中宣部的电话不是来鼓励的,而是来责备的。说这样报导会影响社会稳定。”我心中顿时无名火起:“这种混蛋!简直是弱智!上访者个个都是炸弹又能怎样?对于十三亿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极少数,怎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何况上访者十之八九都是蔫人,真正的暴烈之士根本不会去上访。长期听任上访的存在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头号原因,宣传部的此类责备又是导致上访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如果媒体自由跟进,而不是像这样被各界宣传部的冷血和愚昧封锁,上访现象早他妈八百年就绝迹了!”形诸文字还客气了一些的,在电话里我跟泼妇和泼皮一样破口大駡,没有一点风度和修养。我简直是出离愤怒了!报导上访怎么会影响社会稳定?不报导才会积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面对一个个悲惨的上访故事,你们居然能无动于衷,竟责备媒体报导太过,实在是太铁石心肠!太愚昧,太冷血,太可恨了!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冷血,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发号施令,怎么能不误我苍生,误我中华! 非典期间,在卫生部举行的那次究竟该如何公开非典疫情真相的研讨会上,有卫生部的官员担心和盘托出真相会引起恐慌,我当即怒不可遏:“在座的不是都知道真相了吗?大家不都好好的没有一个寻死上吊投井跳楼吗?别以为我们比老百姓高明多少!现在就可以通知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立即向国人公开疫情真相。”卫生部领导真是“从善如流”,第二天果然公开了疫情,就是4月20日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张文康部长公开的那个来中国旅游很安全那个“真相”。我插这个曲是什么意思是?是想说明,有些政府官员要比普通人懒惰得多,冷血得多,也愚昧得多。他们大脑根本没有科学缜密思维的影子,完全是跟着愚昧的感觉走,跟着愚昧的想当然下结论,做决策,下命令。口口声声为社会效益计,为国家稳定计,本质上是“误国误民,实乃千秋罪人!” 中宣部害的第九大病是庇护恶棍和腐败分子。年前各新闻媒体都传达了中宣部吹胡子瞪眼睛转达的二十五个“不准”,其中一个“不准”是不准各家新闻媒体报导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的消息。为什么不准报导?说是这影响了宣传系统的形象。这个理由太邪恶!宣传部没有免于被监督的特权。不许报导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试问你代表了谁的利益?你代表了“双规分子”的利益!这一“不准”,让新闻记者扼腕痛惜,让腐败分子暗暗称快,这不是一个以宣传“三个代表”为业的机构可以说出口的话。真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请问一切正义之士: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宣部封杀无数新闻报导,每一个报导里都是小民被欺;封杀一个报导就是纵容继续欺压小民,做恶人的帮凶。 中宣部害的第十大病是吃里扒外。新闻媒体被中宣部管得跟三孙子一样灰头土脸。你管他就应该保护它,可是记者屡屡被打,从来没见中宣部站出来为记者说话,给记者撑腰。修理记者的办法一套一套,层出不穷,可到记者需要你为他们鸣冤撑腰讨公道的时候,你乌龟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他去,屁都不放一个! 中宣部害的第十一大病,表面上的精神贵族,实际上的金钱奴隶,铜臭十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对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随意叫“停”,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许多时候实际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寻租,是受恶人之托,忠恶人之事,拿党和国家赋予的媒介管理权为腐败分子减祸消灾,谋取私利。据一些大型网站和著名报刊的从业者介绍,中宣部一些人常以宣传为名,指令媒体免费给一些文化商品做广告。媒体该收的广告费免去了,可是广告主的广告费没有免,哪去了?进了“叫停”者的腰包。另据可靠消息,宁波普陀区曾拿八十万请中宣部摆平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天津一个卫生事件的当事人也曾拿出几十万元贿赂中宣部,求中宣部封杀中央电视台的报导。看起来是封杀一个报导,实际上就是庇护一群或一个恶棍,是延续一个灾难,是出卖党和政府的形象以换取非法利益。最近,中宣部下令封死宝马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有没有接受事主的黑钱?我们不能不提出质疑。 中宣部害的第十二大病,嫉妒贤德,谁冒头就封杀谁,谁的正义感突出就“活埋”谁。现在中国不能有畅销书,哪本书畅销接着必有中宣部跑步“灭火”。理由冠冕堂皇,内心阴暗无比。封杀一本有创意的走红新书,就是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摁下去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或学者或报纸,就是摧灭中国社会的正气。当下中国社会,之所以精神创造力枯萎,道德沦丧,正义泯灭,邪恶势力猖獗,正气弱如游丝,中宣部要负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责。中宣部败坏了中国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 中宣部害的第十三大病,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民工欠薪多年,为什么直到温总理时代才真正着手解决?宣传部一向不许媒体报导,欠薪问题进入不了国人的视野,怎么可能解决?上访为什么几十年不绝,有的祖孙几代上访,前仆后继,为什么?宣传部为无数的罪恶捂着盖子。计划生育有多少惨绝的事,都因为得不到媒体的报导而屡屡重演。恶人不怕见官,就怕见报,新闻媒体本来可以为中国人民做一万件好事,解决一万件灾难,只因宣传部愚昧落后的思维方式和霸道武断的工作方式,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绝,宣传部系统整个就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延续者和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害的第十四大病,媒体老总们的是非感、正义感、文明感的戕杀者。每次听中宣部训话归来,受训的媒体领导都大倒苦水,说坐在中宣部的会议室里简直是时光倒流,中宣部的那套说辞实在太违背时代潮流。看上去他们好胳膊好腿去,好胳膊好腿回,没有半点损伤,实际他们内心被大大挫伤,他们的是非感、正义感和文明感被中宣部的训话彻底地损伤了。是非感的伤害是世间最大的伤害,正义感的被蹂躏是最残暴的蹂躏。 二、怎样拯救中宣部?上下二策拯救中宣部 上策,撤销各级宣传部。美国有宣传部吗?英国有吗?欧洲有吗?都没有。谁有宣传部?纳粹德国有宣传部,而且曾涌现出一位著名的部长,就是戈培尔博士,“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条谎言的发明者。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有宣传部,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宣传朱毛的队伍是“共匪”。宣传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无中生有,坏事有中生无;好事小的化大,坏事大的化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知客观为何物,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殊不知宣传部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罪恶,就是灾难,就是政党和政府自绝于人民之举。中国政府如果说在国际社会上形象不理想,应该首追中宣部的责任。它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下策,制定一部《宣传部工作法》,一切照章法来,不得再采用三仙姑式的巫婆神汉工作法。允许其依照现有工作模式运行,但是必须设置监督环节,以节制宣传部的工作,不得再正确得如同罗马教会。具体办法有四个:办法一,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项目,为中宣部的功罪盘点,看看宣传部系统在过去的历史时期里都立过哪些功,犯过那些罪,哪些宣传部长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哪些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功臣画进凌烟阁,罪人刻上耻辱柱。可以倒着清盘,从现任刘云山、吉炳轩开始,依次丁关根、王忍之、徐惟诚等,顺着往上捋。 办法二,建立宣传部工作日志制度。宣传部必须有清楚全面的工作日志,今天下了哪些封杀令,明天举了哪些黄牌,必须笔笔记录在案,昭昭在册,以备查询,以备监督,以备日后责任追究,以备日后历史的论功和定罪。眼下正流行的那种企图逃避责任追究和历史审查,以电话下“禁令”,不留文字痕迹的鬼魅做法必须坚决禁止。一件坏事,新闻媒体正准备暴光,宣传部的电话便斜刺杀来,高喊“刀下留人,不许报导!”研究者对此类情况一定要格外注意,除了冠冕堂皇的“稳定压倒一切”之外,还要细心考察这背后还有没有权钱交易?要追问凭什么你自告奋勇替坏人坏事捂盖消灾?鲁迅先生说:“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们有理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宣传部的这种“叫停”电话。一个‘叫停’电话,拿坏人多少贿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给我从实招来! 办法三,建立宣传部工作事故追惩制度。豆腐渣工程有责任追究制度,宣传部工作如果发生失误,其危害比豆腐渣工程更大,故也应该有事故追究制度。一句话,意识形态的超级豆腐渣工程危害更大,不能白白放过。当年的中宣部发动的许多反这反那的活动,现在看都是笑谈,视为丑事,为什么不见有人为那些丑事、蠢事负责? 办法四,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媒体随时将中宣部下达的各种“不许”指令刊登在报刊上,或者发布上网。中宣部也有这样做的法定义务,让全国人民都来评价宣传部下达的这些禁令哪些属于正确的,是功德,哪些是罪恶,是反文明,是伤天害理。各媒体老总,听了中宣部的训话之后,凡觉得有违背起码的文明社会常识的指令,都应该自觉将其发布上网。丑恶言行最惧怕透明。中宣部的跋扈和“常有理”也是被媒体老总们听完不当、不正确、甚至反动的训话之后“秘而不宣”惯出来的。据一些老总讲,中宣部训话根本不讲理性,不循文明常识,也不讲什么媒体责任,有时甚至迹近流氓无赖滚刀肉的腔调,充溢在训话中的是酣畅淋漓的颟顸气和管人欲。中国新闻媒介体系如此庞大,而对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贡献实在太少,祸根就是整个宣传部系统使出全幅力量,专以拖新闻监督的后退,拉历史的倒车为职责。实在令人痛心!实在令人愤怒! 三、中宣部挟王明、康生、张春桥极左历史的余威才这么凶顽,它的极左根子从未被清算 这些年新闻圈常用这个句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报导夭折了。”什么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就是宣传部从中横加干涉。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报导,实际上是说虽然是公认的荒谬、愚昧甚至反动,可是也不能不听它的。这等于认可了宣传部拥有了颠倒黑白、强奸公意、指鹿为马、不按常理出牌、践踏文明常识的特权。众所周知的荒谬,而威力却如此之大,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不可向迩”,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没有人正面抗争哪怕半句话,实在是中国道德人格的耻辱!新闻圈里的人都说:中宣部的权威只隔一层窗户纸,只是大家不愿捅破就是了。为什么不愿捅?是不敢捅。为什么不敢捅?因为它太凶顽,它不讲理,更不讲法,好人不敢跟跋扈的恶棍较真儿。他加害了你,你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法院都怕它,不敢接你的诉状。这样的现实助长了宣传部的行不由径,致使其肆无忌惮地祭起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各种邪术法宝来。整个宣传部系统是中国新闻业正头顶上的一块乌云,是新闻记者的噩梦,它蔑视文明社会的一切是非曲直,冒天下之一切大不韪。它是党和政府民意基础的最大淘蚀者,是党和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流失者,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凶顽?第一,这是极左历史留给它的历史遗产。从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时代以迄于今,中宣部一直享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免责权。它做到哪儿哪儿是边,即便事后证明宣传错了,鼓动歪了,“城头大王旗”可变,中宣部的地位却一成不变,什么责都不用负,一不用反省,二不用忏悔,三不用问责。“反右”期间,“文革”期间,以及后来中宣部搞的反这反那期间,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都红得像烙铁,毒得像异蛇,事后没有谁向它“反攻倒算”追究其过失。政治路线变了,人事变了,中宣部作为一个机构的红和毒却一直没变。中宣部从来没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没有变,它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从未被触动,它的极左性、悖逆性从来没变。要像清算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那样清算中宣部在过去历史时期的一切罪错!第二,这是继承前此意识形态衣钵的体现,固守着与时代相背的国际冷战思维。中国媒体说美国至今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中宣部才真正是冷战思维的烈女节妇。第三,把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看成是一小撮人的禁脔,各种在它看来不顺耳的发音器官都是没有发声资格的。须知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体炎黄子孙的托身之地、庇护之所,任何异类,你是民运分子也好,你是六四流人也罢,都是这片国土的合法继承人,都有平等地在这片我们祖先共同开发的老娘土上自由生活、自由表达、自由言说的权利。我即便是不爱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也有在这片热土上生活而不去逃亡、不去坐监的权利,因为这也是我的祖产。你中宣部部长的曾高祖在这片热土上耕耘过,他政治流亡者、持不同政见者的曾高祖也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过,爷爷们的孙子是平等的,是应该坐在一张圆桌边共商国事的。可是中宣部是不许你这么看,这么说,这么商量的。 四、我敢喊出“讨伐中宣部”的十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毛主席教导给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新闻圈早已在私下自由的场合称中宣部是当下中国的“反动派”了。虽然“反动派”这个词有泛政治化倾向,有“历史问题”,不想使用它,可是揆诸中宣部的种种行径,除了这个词,别的词真的很难表达。中宣部的反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不背不盖赤裸裸的反动,是不折不扣的反动。 第二个理由,这是我的宪法权利。共和国里不应该有老虎的屁股,共和国里不应该有任何免于诘问的圣物,共和国里也不允许有欧洲中世纪红衣大主教那样的圣人。 第三个理由,我比中宣部高明和文明。从上到下各级宣传部系统的工作,在我眼里就像一个愚妄之人不可一世地叫嚣着走向结薄冰的深湖,又好比街头恶棍行横,却没人喝令断阻。我是止不住要大叫阻止的。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不利于任何人。他们自认为“守土有责”,是忠心耿耿为党和政府“看家护院”。在我看来,他们是陷党和政府于不义。他们出台的每一个“不许”,都经不起推敲,都是愚昧的“结晶”,都误党和政府的事业。报导上访会“影响稳定”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究竟会不会影响?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会怎么影响?他们调查过吗?他们研究过吗?他们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没有一点科学的影子,全是愚昧!全是懒惰!全是冷血! 第四个理由,他们对人类文明常识的践踏令我忍无可忍。他们不许媒体用“公民”一词,要用“老百姓”,不许“民主”、“自由”的字眼随意上媒体,宪法上可以用,十六大报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随便用,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当摆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人类之敌、文明之敌、民主之敌、自由之敌!这是“敌我矛盾”!这是对60万中国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这种反对起码的新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行径,充分说明他们不是党和政府的思想卫士,不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贯彻执行者,而是愚昧落后文化的代表者,代表着人类腐朽没落的文化堕落沉沦倒行逆施的方向。 第五个理由是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心看着中宣部这个机构就这么自我毁灭,更不忍心听任你们继续毁灭中国尚存的一息精气神。我必须像佛教大师那样对你们加以“当头棒喝”:“休得无礼!不许走那条路!” 第六个理由,别的部和部长都可以成为媒体“挑剔”的对象,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评”,凭什么中宣部就不能被“说三道四”?司法部、公安部、铁道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等,及其部长,都受到过媒体的质疑和责问。特别是铁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样受到国人的围攻,说春运涨价实在可耻,是“大发中华民族团圆财”。中宣部每一次发布“不许令”,新闻界都会经过一次全国范围的心灵折磨,整体地灰心伤气,骂骂咧咧,痛不欲干新闻,然而却向来无人敢反问一句“你的‘不许’合适吗?你凭什么‘不许’?”如此不得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无穷,凭什么?凭什么宣传部就是猫,而新闻媒体就是老鼠?谁给中宣部这样被监督、被批评的豁免权? 第七个理由,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是河南人,2003年底他一口气发布二十五个不准时,新闻圈朋友聚会时总半真半假说“河南人都什么玩意儿!”一位级别挺高的新闻界朋友说:“春天他们这一届(中宣部领导)初上台时,加上正赶上非典,新闻宣传通气会上对媒体老总还客客气气。现在,牛得很,凶得很,一点不客气!眼空无物,去听精神的仿佛都是三孙子。”河南人抓意识形态让人不放心。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河南灾难的总根源是河南官方的意识形态过敏。1942年河南饿死一百万,二十年后的1962年,河南饿死人更多,祸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上边未必是那样的意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上边有上边的事,他不会觉察你看起来跟上面,实际上已经跟了魔鬼。于是你越跟越远,最后把自己跟成文明的罪人、精神的杀手。我不相信中宣部发布的二十五个“不许”是胡主席指定的,我相信完全是中宣部自行拣选出来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让同志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于是中宣部把领导人的信任做到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程度。“防火防盗防河南人”,这令人痛心。我们不能听任全中国的舆论环境都发生河南化。 第八个理由,这是我的一种文风自觉。梁启超把时务文体发展至极致,胡适把白话文张扬到极致,徐志摩把新诗发挥至极致,鲁迅把杂文发挥至极致,李敖、柏杨、王朔、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各臻其极。他们的每一个极致都为汉语文和汉民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希望把这种不忌生冷的文风发展之极致,为汉语文和汉民族的发展略尽绵薄。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第九个理由,前辈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弥尔顿写了《论出版自由》,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千五百年前骆宾王就写了《讨武照檄》,尼采说“上帝死了!”章太炎斥光绪帝是“载恬小丑”,梁启超嘲骂袁世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五四先驱喊“打到孔家店!”张季鸾数说“蒋介石的人生观”,郭沫若叫人“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傅斯年写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倒“皇亲国戚”,前贤相望,史不绝书,我说句“这个样子的吉炳轩非走不可”,或喊一声“讨伐中宣部”,较之这些前辈,有什么大不了?实在小菜一碟。再者,新闻媒体上国外整天喊总统不称职,要下台,部长有劣迹,快滚蛋,我就不信中国人喊一句“讨伐中宣部”就是大逆不道,就该死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弥尔顿的知识者不是好知识者,我想做一个好的知识者,我想做中国的弥尔顿,我想让这篇《讨伐中宣部》成为彪炳史册的历史文献,就像《论出版自由》一样,就像《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样。 第十个理由,为后辈造福的欲望。拯救中宣部,为后辈开辟幸福自由的源泉。“公民”、“民主”都成为忌讳,这灾难太深重了吧?何时是尽头?鳞介羽毛尚知为子孙计,何况我圆颅方趾的人类?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文王谔谔以昌,纣王默默以亡。 第十一个理由,人不亲行亲。你是抓新闻工作的,我是研究新闻工作的,新闻工作的抓法也是新闻研究的对象。我们本是一家,共同对同一个“东家”的兴衰负责,那就是中华民族。我们应以辐辏之势指向我们共同的轴心:父母之邦!炎黄之族! 第十二个理由,生态学的依据。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苍鹰更后。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中宣部如此绝对的权力为什么就没有监督?谁能保证它不腐败?它不以权牟利?中宣部后面也应该“黄雀”,没人敢追问他打一个“不许报导!”的电话背后是不是收受了别人的贿赂,这是生态学常识不能答应的。恐龙没有天敌,最后还是灭亡。大家彼此应该“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第十三个理由,大不了一死,我还正不想活了。每听说中宣部又出台新“不许”了,我就恨不得一口气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离圆明园、颐和园都很近,那里到处是荒林子,足以把人吊死的树枝有一千万个不止,找个僻静之地,“自挂东南枝”算了,不看这个世界了。这都是什么混帐“不许”啊!实在没什么法子让中宣部醒来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读研究生时一师兄常说:“司马迁写《史记》蛋砸三砖。”蛋砸就砸了,可你要不让他写《史记》,成吗?我想遍宪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法,讨伐中宣部该不着死罪。既是“活罪”,就更没什么好怕。不就是蹲大狱吗?没准还捞个“秦城待遇”。蹲秦城是以肉身存银行,有利息,不贬值。现在凡叫得上名字的老人物,有几个没蹲过秦城?甘地说监狱是大英帝国免费的旅馆,住着很棒,一日三餐很省心。中国监狱与大英帝国的监狱在这一点上文明程度一样,也是全免费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不太一样,枪毙一个“反革命”,那“反革命”的家属得拿五毛钱的子弹费,不然不得收尸)。不就是性生活悬空吗?练“在狱出家功”可也。不就是吃不好吗?还能比上高中、上大学差?高中、大学时我就饿过肚子,没什么大不了。受过苦的人有担待。前几天看凤凰卫视,许戈辉采访丁玲老伴儿陈明先生,说秦城伙食不孬。那是什么时候啊?正当物质匮乏。现在,全国人民都不挨饿,还能亏了秦城人?不就是可能挨点儿小打吗?我一受刺激容易休克,像有些昆虫的假死。一打,假死了,谅他再也不敢打第二次。话说过来,打死也没什么,孙志刚不是就被打死了吗?不死哪能成圣啊?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想成圣贤不顾老婆孩子。这一点西方人更可取,想成圣贤就不成家,当年来中国传教的那些耶稣会教士就是这样,“不婚不宦”。如果让我自己“定罪”,我既不该死罪,也没有“活罪”,讨伐中宣部,推动中国当代社会文明,功劳反倒是大大的,大英雄一个,跟前面提到的诸位前人一样,足以名垂青史。 第十四个理由,我对苦难的敏感度比较高,对不公正的麻木度比较低。上访和民工欠薪二事,谁要说影响稳定,不能报导,我就特别痛恨。元旦那天,胡主席对全世界作个简短的“新年献词”,呼吁、祝愿世界和平。听了我很生气。呼吁、祝愿什么世界和平啊,呼吁拖欠的民工款全还了就行了!祝愿全中国的上访者委屈的心都得到平复就足够了!就功德无量了!元旦那天夜里,我做个梦。我到颐和园游玩,一个人影都不见,一个大园子里就我一个游客。我疑疑惑惑、意意思思地走,就这么来到十七孔桥上。低头一看,桥拱最高处有一双鞋,鞋尖对着北边的石栏杆,放得特别整齐。人投水死了,剩下一双鞋,让人注意。这是我见这双鞋子的第一个感觉。接着一个感觉是发现这双鞋竟是我自己的!我已经投昆明湖死了。我不信我死了,我要寻找没死的证据。末了我发现鞋里有一封信,是写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信的大意是,你们为什么不下死命令解决民工欠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壮士断腕下死力解决上访问题?今天我要死给你们看!明年再有欠薪,再有上访,我在阴间决不饶恕你们!瞧瞧,我已经在梦里“死谏”,以死抗议政府对上访和欠薪的麻木不仁了! 五、戳穿中宣部愚昧、冷血、贪贿的“稳定观”,确立科学的稳定观 在中央要求各级领导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中宣部动辄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传媒,我们必须重新打量这个理由,培育起科学的发展观。据我思索,稳定有三种状态,一是常态稳定,一是不稳定状态,一是超稳定状态。超稳定状态就是死态,就是化石状态。中宣部现在搞的稳定就是超稳定状态,中国新闻媒体已经被它搞得化石般稳定。 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报导的根源也有三个:一个是中宣部冷血愚昧,像报导上访、欠薪会影响稳定,报导计划生育的野蛮做法会影响国家形象,诸如此类,都是愚昧冷血造成的。如今关于欠薪的报导这么轰轰烈烈,不仅没有影响稳定,反倒国家因此稳定许多,政府因此亲和许多,这充分证明过去中宣部以“影响稳定”为由扼杀新闻监督的行为是多么的愚昧和大错特错。它大大推迟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在世界国家之林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抹了太多的黑。 再一个根源是中宣部权力寻租,这边拿了人家的钱,转脸就以“影响稳定”的名义喝令焦点访谈或其它什么媒体不许报导。据可靠消息,没有中宣部摆不平、封不杀的媒体,只有新华社的内参除外。所以给中宣部送钱免灾的恶人都知道,如果是被新华社内参盯上了,上供中宣部也不好使。 被中宣部指控为“影响稳定”,从而加以封杀,对此我们要厉声问一句:“影响了谁的稳定?”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吗?非也!影响了腐败分子的稳定!影响了宝马案肇事者的稳定!影响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稳定!针对中宣部号称的“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不能不问一声:“谁的稳定压倒一切?”从中宣部叫“停”的一个个报导里我们看到,是腐败分子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邪恶势力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欺压良善弱小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有钱给中宣部上供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克扣民工工资的工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逼迫苦难的人民群众千里万里走上上访路者的稳定压倒一切! 第三个根源是确实可能影响稳定,于是喊“停”。对此我们还要问一问:到底影响的是哪一种稳定?是常态的稳定,还是超稳定?如果影响常态稳定,是该喊“停”。如果影响的是超稳定,那是应该影响影响的,再不影响影响就死屁了,万马齐喑。什么是常态稳定,什么是超稳定,什么是不稳定,必须有个科学的指标,而决不能允许像过去那样,跟着冷血、愚昧、贪贿者的感觉走!中宣部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管理,远远比三百年前的英帝国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还要落后。对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已经是数字化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数字化。已经是透明的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透明化。找遍北京的街道,你看不见“中宣部”的招牌;拨北京的114查号台,你查不到中宣部的电话;网上搜索“中宣部”,你得到的是空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闭目塞听,以不变应万变,悖逆时代而存在的“机关”!中宣部是地下党,还是黑社会组织?它为什么胆敢这么无视公众对中宣部的知情权?中宣部早已不是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看门人,而蜕变为有着独立经济利益的险要“机关”。它拥有对全国庞大的新闻业说一不二的“叫停”特权,它安享着“说你影响稳定你就影响稳定”的鉴定垄断权和由此带来的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油水的非法利益。已经是听证的时代,中宣部每发一号,施一令,也必须建立在严格科学理性的基础上。保守的,历来以极左闻名的,冷战思维孑遗的,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接受过多少黑钱,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曾迫使多少弱者和受害者在媒体上失声的中宣部,该彻底清算了!谁左谁当宣传部长的恐怖时代该终结了! 


马克思 

  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不会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法令公布之前就声明说:即使丹纳士人带来礼物,我还是怕他们。相反,因为新的检查令允许对已经颁布的法律进行讨论,哪怕这种讨论和政府的观点不一致,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一检查令本身谈起。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的。当然,对于检查令序言中所表述的一般倾向,每个人都只能表示赞同: 
   
  “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国王陛下曾于本月10日下诏王室内阁,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国王陛下承认公正的、合乎礼貌的公众言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并授权我们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的规定。” 
   
  当然!既然书报检查是必要的,那么公正的、自由的书报检查就更加必要了。可是,这里有一点马上就会使人们感到有点诧异,那就是上述法律的日期。该法律颁布的日期是1819年10月18日。怎么?难道这是一项由于时势所迫而废除了的法律吗?看来不是,因为现在不过是“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必须遵守这一法律。由此可见,这一法律1842年以前一直存在,不过没有实施罢了。正因为如此,现在才又提起它,“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 

 尽管有了法律,但是新闻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未经许可的限制,这就是从上述书报检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结论。 

上面的话是针对法律,还是针对书报检查官呢?我们未必有理由能肯定说是后一种情况。在22年当中,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即他们的精神的主管机关,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这一机关的权力简直比罗马的书报检查官还要大,因为它不仅管理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为。在组织完善的、以自己的行政机关自豪的普鲁士国家里,政府高级官员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一贯的不忠诚的行为,难道可能发生吗?还是国家总是盲目地挑选最无能的人去担任最艰巨的职务呢?最后,也许是普鲁士国家的臣民已根本不可能起来抗议这种违法的行为吧?难道普鲁士的所有作者都如此愚昧无知,连与自己生存有关的法律也不知道吗?还是他们的胆子太小,竟不敢要求实施这种法律呢? 

  假如我们把过错推在书报检查官身上,那么这不仅会败坏他们本身的名誉,而且会败坏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作者的名誉。况且,如果书报检查官二十多年来一直进行无视法律的非法活动,那就会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新闻出版需要的是别的保证,而不是给如此不负责任的人物发出的这种一般性的指令。那就会证明书报检查制度骨子里隐藏着一种用任何法律都无法消除的根本缺陷。可是,如果说书报检查官很中用,不中用的是法律,那么,为什么还要再度求助于法律去反对正是它本身所造成的祸害呢?或者,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像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才需要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人吧?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对事物本身的愤恨就会变成对某些人的愤恨。有些人以为人一变换,事物本身也就会起变化。人们的注意力就从书报检查制度转移到了个别书报检查官身上,而那一伙专看官方眼色行事的卑劣作者,便放心大胆地反对那些不受宠幸的人,对政府却称颂备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困难。某些报纸的记者认为,书报检查令就是新的书报检查法令。他们错了,不过他们的这种错误是情有可原的。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法令只应当暂时有效,即到1824年为止有效,如果不是现在的书报检查令告诉我们上述法令从来没有被实施过,那么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项临时性的法律。1819年的法令也是一项过渡性措施,不过,当时规定了一定的期限——五年,可以期望颁布永久性法律,而新的检查令却没有规定任何期限;其次,当时期颁布的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而现在期望颁布的则是关于书报检查的法律。另一些报纸的记者则认为,这个书报检查令是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的翻新。检查令本身将驳倒他们这种错误的看法。我们认为,书报检查令是可能要颁布的书报检查法的精神的预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严格遵循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的精神的,根据这一法令,邦的法律和命令对新闻出版具有同样的作用(参看上述法令第16条第2款)。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检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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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一法律〈即根据第2条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规定:这就是严肃和谦逊的探讨。这两个规定要求探讨注意的不是内容,而无宁说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并硬要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个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可是,如果探讨老是去注意这个由法律赋予挑剔权的第三者,难道它不是会忽视真理吗?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义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必须记住用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我不是会忘记谈论事物本身吗?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真理是检验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那么是对谬误吗?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么,这与其说是害怕谬误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就是规定在探讨时要对得出结论感到恐惧,它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其次,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风格如其人。”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哪一个正直的人不为这种无理的要求脸红,而宁愿把自己的脑袋藏到罗马式长袍里去呢?至少可以预料在那长袍下面有一个丘必特的脑袋。指定的表情只不过意味着“强颜欢笑”而已。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也许,这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先要把自己的全体公民、特别是你们所有的书报检查官都变成天才。况且,天才的谦逊当然不文雅的语言那样,避免使用乡音和土语,相反,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现出来。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 
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 
  其次,根据特利斯屈兰·善第所下的定义:严肃是肉体为掩盖灵魂缺陷而做出的一种虚伪姿态。如果严肃不应当适合这个定义,如果严肃的意思应当是注重实际的严肃态度,那么这整个规定就会失去意义。因为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大的不谦逊。严肃和谦逊!这是多么不固定的、相对的概念啊!严肃在哪里结束,诙谐又从哪里开始呢?谦逊在哪里结束,不谦逊又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书报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给书报检查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作者指定一种风格一样,都错误的。要是你们想在自己的美学批评中表现得彻底,你们就得禁止过分严肃和过分谦逊地去探讨真理,因为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的滑稽,过分的谦逊就是最辛辣的讽刺。最后,这是以对真理本身的完全歪曲的和抽象的观点为出发点的。作者的一切活动对象都被归结为“真理”这个一般观念。可是,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的不同的精神性质;如果我们撇开一切主观的东西即上述情况不谈,难道对象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哪怕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 


郭泉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二位领袖,您们好!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中共的十七大会议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本人就“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个主要的方面,写此信与两位领袖探讨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可能性。 1949年以后,中共的历届领袖和各级领导,尽管犯过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延误了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中共的一切政令的初衷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的,对此我不持疑义。但是,在一党是否能治理好中国的问题上,我与贵党持不同政见。虽然,贵党和我盟以及其它各民主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参政”和“执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两者的区别不只是位置的问题,而是一种源自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历史使命感,和源于对人民手中的选票的畏惧。这种对选票的畏惧和历史使命感,才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保证。以下就十八个方面,与两位领袖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一、什么才是社会主义? 全民福利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上就是一个从剩余价值垄断到剩余价值共享的一个过程。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被其中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垄断,在当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正在从垄断的一端走向均衡。北欧一些国家的这种趋向均衡的迹象特别明显。彻底的、完全的均衡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大多数的剩余价值作为全民福利分给人民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全民福利。马克思根据社会财富的所有制和剩余价值的分配情况,认为在经历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的两大特征,就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资本主义结束后,由于人们在物质生活和人性认知两个方面,都还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于是必须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也应该是在物质和人性方面具有很明显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分配方式是在兼顾公平的原则下的按劳分配,至少要达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目前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路线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他们在接受了多次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对反抗人民的镇压)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开始把剩余价值的一部份以国家福利和“股份”的方式分配给了国民,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社会福利方面,要比目前的中国优越很多。另外,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财富上实行了相对公平的分配和保障,他们还把执政权利拿出来供社会各界群众进行竞选获得。尽管各党都有各自的利益追求,但是从他们的竞选中,获利的是人民。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性得到了发挥,其具体表现,就是在社会财富的获取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分配公平,在政治实施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竞选公平。很显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财产私有、高福利和多党竞选。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三点上的全面完善和改进,使财产所有权更明晰、剩余价值更多地分配给人民、人民能组织人民的政党进行多党竞选。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目前,很多人无论是政治专业的,还是非政治专业的,一提到政治,他们立即联想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只是社会财富的管理方式而已,是经济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是指代表各人民群体的社会不同思想及其党派的“准入制度”。准许允许不同思想及其党派进入的政治制度才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下,人民有权选择不同的思想及其党派在一定期限内成为执政党。而专制政治,却只允许本党是执政党,其余一切政党只是参政议政党。经济制度,分为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和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两种。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奴隶主义经济和封建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是在产权明晰和剩余价值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的经济前提下,允许代表各阶层的人民组建各自的政党进行多党竞选而获得执政地位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民主无论目的还是方式,都是最最简单的人类行为——“选择”而已。“选择”是人类生活中最简单、最平常的事情。例如,我们为了生存下去,必须解决每日的饮食。我们在菜场购买食物,手里拿着钞票,眼里看着多种多样的蔬菜或肉品。经过一番比较之后,作出购买行为。这种“持币选择”的过程,难道不是民主的持票选择执政党的生活影像吗?再例如,我们为了种族和家族的繁衍,我们必须谈婚论嫁。娶哪位姑娘,嫁哪位郎,这都是一种选择行为。还有我们考学,无论是入托、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考博、进博士后流动站,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选择。“选择”是我们每日最大量的行为方式。只要是人,那么我们就时刻在进行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任何人、任何群体的选择都是“趋利避祸”的。执政党的优劣,将影响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人民对执政党的选择必然也是最慎重的。所以,民主除了政治范畴的意义外,其实也是我们最日常的一种生活方式。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就像一个引擎,它用人民手里的选票产生出一个必须为民众服务的执政党。民主有一只看得见的手,一只最强有力的手,这就是“选票”。 选票,动态地均衡着各个阶层、政党、群体、道德、利益集团的关系,甚至约束着政治领袖的行事规范。 三、两党政治(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 执政党和在野党竞选轮替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其理论基础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现在有一种说法,两党理论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一直是有中国国情的,不适用西方的两党政治。其言下之意,就是集权专制才符合中国国情,才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唯一统治制度。就统治而言,一党只沟通一部份公众,除了枪炮外,又没有其余足够的管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它民主党派又由于是友党或投票举手党而没有实际存在意义,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如果有执政党(规定年限执政),同时还有一个或多个等待被选举执政的在野党,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两党轮流执政,最大程度提高了在野党的监督能力,最低限度降低了社会动荡,杜绝了以战争形式进行政权更迭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虽然,这个美丽的计划是由西方人最先实施起来的,但是,这个美丽的计划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理论奠基的。有阳有阴、“阴阳交相胜”、阴阳才能达到均衡。所以,一切只有执政党(阳)而没有在野党(阴)的情况,就是只有“阳”的国度、就是不合“阴阳”之道的国家。可惜的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伟大的思想,立即被强大的专制集权界定为异端思想。历朝历代,中国只有执政党,没有在野党。从此,政权更迭只有靠武装颠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现在,我们不能因为“千百年来秦政而已”,就认为两党(阴阳)思想是外来的、西方的思想。我们更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论在西方生根发芽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就拒绝认为两党民主思想奠基于我们中国。因此,两党理论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它属于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四、两党政治是社会和谐的最有效途径 社会和谐的根本标志就是社会各阶级的意见能充分交流,最后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谁向谁妥协。如落败的一方有意见,那么就必须重新调整方案,争取新一轮的多数票。研究社会和谐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的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分岐和共识的根源上。必须认识到,冲突与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而且必须保持平衡的。但是这种平衡,不是靠单方面的宣布,或一方对另一方在言论和身体上的杀戮来实现的。一个国家社会里,无论执政者怎么努力,都是无法消除一切的不公正现象的。各种分歧每日都在产生,其最终形态其实就是人民的满意程度与执政者施政能力之间的矛盾。于是,就有一些在野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民声音的代言人。专制国家,是不允许他们出现的,于是就有杀戮,于是就叫专制主义。民主国家里,他们组成的集团就是在野党。在野党和执政党,从一开始的任务就是力争代言大多数的民众,这样就能在下一轮竞选中获得多数票,其年限是连选连任不得超过8年。稳定的社会要求冲突或分岐的具体化,以致出现围绕统治地位的斗争、对执政党的挑战和执政党的更替,但是,如果没有共识,即没有一种允许对政权进行和平“博弈”,允许“在野党”批评“执政党”的决策,允许“执政党”承认“在野党”的权利的政治系统,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威权主义国家由于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执政党,而没有其它的团体足以与之抗衡;由于限制民众组党、限制民众办报,所以民众的利益就无法避免遭受来自单方面的损害。这样的政治单方面掩耳盗铃式的宣称的社会和谐,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 五、只有当人民手里真正握有选票的时候,执政党才可能是真正的公仆。 公仆意识的获得不是因为政客们的思想觉悟高。古罗马的人民都知道一个道理,其实政客们争相为人民服务的原因,不是他们的良心发现,而是政客们想要人民手里的选票。古罗马是一个共和国,他们在中国的孔子时代就发明出了民主的政治体制了。共和国国民每人手上都有选票。人民有选票,就会有想参政的富人来求你将选票投与他,他就得为穷人办事,办实事,办得穷人心花都怒放了,选票就给你了,你就可以拿着穷人选票,做执政官,施展你的政治抱负。人民有选票,那些还想继续做政客的政客们就必须在任期间认真做公仆。否则,人民的选票就不会继续投给他。这就是古罗马的伟大!什么人愿意为人民办事情,做人民的公仆?人类历史上只有两类人在为穷人办事,甘心做人民的公仆:一是宗教教徒,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救苦救难,通过救助贫困者,扩大信仰者,实现自己对神的承诺或获得心灵的提升。例如:佛教的普度众生,基督教的荣神益人。二是需要选票的政治家和他们的政党以及以他们的政党为执政党的政府,他们通过为广大穷人办事,获得选民们的支持,以赢取选票,为自己参政和行政开道。来自宗教的福祉并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事务,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是行政组织。但是,这些行政组织为什么会为人民服务?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仅仅依赖伟大的思想觉悟是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的。公仆意识到底与谁有关?公仆意识到底与什么有关?答案只有一个,公仆意识与人民手里的选票有关。如果人民手里没有选票,或选票无能,那么执政官就不会是一个公仆,而一定是一个皇帝或一方诸侯。没有民主体制,人民手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无论行政的优劣都始终是唯一的执政党,这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六、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改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 我多年研究1949年后的中国政体,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人对这个政体不满意,在我之前的,以及在我身边的许多人也都不满意。如果仅仅是不满意,还不算什么,更严重的是,这个政体的很多创建者,后来既是这个政体的守护者和责任者,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我看到这个政体下的受害者的史实,其受害范围从黎民百姓到国家主席,我就在想,我们国家的政体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而这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解决的方法其实是存在的,只是执政党怕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保而不愿意采用罢了。这个办法就是向美国宪法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美国差,就应该承认我们的不足,特别是在民主宪政方面。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到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中国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美国。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向美国的宪政学习,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建成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梦想,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七、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得靠人民来选,不能再靠枪杆子和小圈子。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国家,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朝代的更迭的,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本质特点。任何一个王朝,哪怕再不会治理国家,都不愿意把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代表新思想的力量只能通过武装力量来获取政权,实现朝代的更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的三政革命路线。北阀战争后,结束军政统治,百废待兴,国民党按部就班地实行“训政”。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日本入侵中国,打掉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国民党被迫重新实行“军政”,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二战结束后,国民党立即从“军政”转向“训政”。而此时的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纷纷要求国民党实现“宪政”,即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先是同意“宪政”,后又认为 “宪政”条件并不成熟。于是中日战争后,开始了内战。最后,共产党取得胜利。 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没有人提到“宪政”的问题。1957年,民盟中央的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领袖曾在共产党“党政”八年之际要求实行“宪政”,结果却被共产党打成“右派”,更多的民主人士被送入牢狱,迫害致死。从此,民主党派噤若寒蝉,“宪政”无人敢提。当然,枪杆子和小圈子,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能再继续这种家天下和党天下的专制制度了。今后,中国再也不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也不能靠枪杆子维持政权。执政党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维持生活的,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得代表民意和服从民意。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应该靠实事求是的本领,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接受人民的选择,来维持和完善政权。 八、民主制,作为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体制才真正是三个代表 当前,困扰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提到民主制度,马上人们就把她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实,民主制是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无论对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来说,民主制度都是人类生活的最好的管理体系。首先,我们来看看生产力方面,民主制会选择最有效的生产方式,使用最有效的生产工具,促进最环保的生态环境。任何专制在生产力面前都无法实行如此美妙的技术控制。没有民主和法制做保证的市场经济是根本无法维持下去的,只会是黑幕与腐败的温床。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其次,在文化方面,民主制必然选择人民最喜爱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一切反人类的文化,都会遭到唾弃。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第三,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民主制可以在多党里实行筛选,选择能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如果不合适,人民也有权罢免执政党的执政权力,重新选择更好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民主制还可以消除人民对执政者的情绪化思维。目前在中国到处弥漫着一种人民对执政党不满而无法改变的情绪化思维。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人民手里的选票一定是投给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及其领袖的。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民主制,不是革命口号,而是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实践活动。民主制,代表着最优秀生产力,民主制也代表着最先进文化,民主制更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九、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我认为应是“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目前只实现了一个半。实现的一个是“民族”,实现了半个的是“民生”,还有一个还没有实现的是“民权”。民生问题,其实就是经济问题,而民权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孙先生时代的“民族”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靠的是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诸多针对满清的武装革命。当前中国,解决“民生”问题,靠的是改革开放。虽然民生问题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毕竟我们现在的人民生活要比以前好了,路上也没有随处可见的饿死冻死的黎民百姓了。说“民生”只解决了一半,是因为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巨大的,例如,贫富分化过于悬殊。一部份利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先富起来的人,根本不想带动人民共同富裕。人民的生活本该更好些的,但是,由于大量的财富被先富者攫取和霸占,随着厂房、医院、学校、银行被大量出售,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了。但是,人民的民主意识提高了。现在,中国人民有了一种普遍的觉醒的认识,即对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对理想变成荒唐、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觉醒的认识,这种觉醒的认识,标志着“民权”时代即将到来。经济和政治,是社会的两大最基本元素。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这种服务不只是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还行使了控制经济发展的道德方向的权力。在经济和政治的两者关系上,当代中国,存在着三种思维的差别。一是以“经政皆左”思想,他们提出经济上使用“鸟笼”经济,反对改革开放,政治上他们主张回到高压专制时代。二是以“经右政左”思想,他们认为经济上应该坚持改革开放,但是政治上主张“温和的专制”,即不打击民主思想,但是捍卫一党专政。在这里,我要提出我的“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的思想。我认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中国能快速追上世界发展潮流的基本前提。同时,在政治上,我主张人民有权根据各自的管理思想组建政党,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第一种思想无视当代世界的民主潮流。第二种思想无视“大跃进”、“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们还忽视了在单一政治的高压下,最自由的经济体制都是难有所作为的基本事实。而我的看法是,凡是既搞市场经济又搞民主政治的国家都会繁荣富强、社会稳定,例如英美法德意日。凡是既实行市场经济又搞专制的国家,都走向失败,成为腐败的市场经济,引发社会矛盾动荡不安,拉美、印度尼西亚、中国均如此。所以,必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的思想。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与改制的赛跑,不改成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革命就会爆发。清朝末年,革命骤起,虽然有戊戌变法,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被革命一举摧毁。如今中国在政治上并没有进行任何导向多党竞选民主政治的改革,革命是在所难免的。 十、权力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多党竞选才能保证这样的制衡 如果严格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行事,人民将比现在幸福很多。但是,看看中国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恐怕我们无法乐观。其实,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权力制衡。一党执政,恰恰就是取消了权力制衡。 “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权力必须要制衡,否则就不存在民主。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异化成人民的敌人。政党也是如此,一党执政,而没有在野党,这个执政党就不会受到制约的。两个以上的政党进行竞选才能互相监督、相互制衡。制衡才能遏制权力的滥用。在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时代,政党的利益驱动就是为了获得执政权,执政党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竞选承诺,一心为民服务,争取连选连任,在野党千方百计地寻找执政党的错误和漏洞,在公开攻辩执政党的同时,修整自己的竞选纲领,寻求在下一轮竞选中胜出。制衡就这样产生了。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时间久了,都会犯错,多党竞选、政党轮替才是人民的福祉。人民总是要选择对人民最有利的政党来执政。那些认为人民还没有素质搞民主的人,其实是把人民当白痴了。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来为自己服务,这是生活常识,并不需要多少文化素质。一党专政即使是天使也会走向邪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执政时代,由于他不受到任何制衡,发动了一系列的整人运动,这些运动造成了中国史上最大的伤亡,从“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文革”,在其掌权的几十年中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和质疑。结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由此可见,没有制衡的权力是多么的可怕,而且没有制衡的权力除了开始的三、四年,其后的时期一定是破坏性的,这样的例证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的任何国家都会发生,如前苏联、北韩、古巴、前伊拉克等。制衡除了强化立法、司法对执政者的权力外,还必须要建立舆论的监督权,历史上很多残害人民的暴君都是被舆论打倒的,可见舆论的独立作用是多么重要。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了言论自由,中国人民应该可以援引这一原则成立民办的报纸、电台、电视台。 十一、兑现半个世纪前的民主承诺,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其终极目标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这两个目标里,前者是经济,后者是民主。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两个目标不是一般指针性的目标,而是“两个极大”。从极限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说某目标是极大,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永远在路上。例如,《大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至善”,就是一个极限,于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就在一条不断向善的路上。如何才能使得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人性在通向“两个极大”的路上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是我们任何一个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有使命感的人要充分思考的大课题。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到当代欧美的多党民主竞选,在人类的这些千百年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追求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执政观念的人民组党,然后进行多党民主竞选,是人类历史的主流。只有实施多党民主竞选的国家,人民才能在多党民主竞选中,获得最大的物质和人性收获。人类的生活,也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这“两个极大”在此三方面的运用为:经济上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让人人都有生活保障,这样才能使得大家都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在政治上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让各类对国家对民族自认为是最大效力的政治观点能得到人民的选择,这样才能使得人民从各类观点的竞选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在文化上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民主政策,使得各种文化都能进行充分的辩论和展示,这样才能使得人民在各种文化中得到思想上的休息、训练和前进。全民福利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多样化的文化建立起来,这样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不是在追求社会的财富和政治的特权,而是追求人自身的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恰恰是共产主义最根本的含义。那种认为,经济上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而政治、文化上我们搞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我们的确需要发展生产力,但把我们的生存目的仅仅解释成是发展生产力,把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一种资源去加以配置,变成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就已经彻底的背离了人的本质,而把人变成了经济霸权和专制统治的奴隶。 所以,除了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多党民主竞选制度。当今中国的所有社会矛盾已经聚焦到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回答黄炎培的那个主题——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了。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民主。” 这个问题在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思考过,但是,他们最后却更多地担心他们的执政地位被其它民主党竞选掉,而在1957年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反右运动”,把要求多党民主竞选的民主党人打成“右派”,无数民主人士被迫害致死。现在到了共产党人兑现共产党人对黄炎培的承诺的时候了,这个兑现虽然迟了半个世纪,但是这个兑现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的。这个兑现,就是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十二、国民党已经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人也应该与人民共选。 一般人都知道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在社会发展中实际运用的顺序是民族、民生和民权),也知道孙先生还有一个走向民主的“三政路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但是,很少有人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思考。我认为,孙中山的这两个思维是根本不可分开的,其实质是认为解决民族的问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必须依靠军政,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靠的是训政(一党专政),而让百姓拥有民权,靠的是宪政(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国民党是靠暴力革命驱除鞑虏的,后又用国民革命军平定了军阀混战,所以,这段时间应该属于军政。暴力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暴力,是没有办法而为之的革命行为。但是,暴力由于其手段与革命对像实施的手段完全一致,且暴力极易产生新的独裁专制而历来受到人民的高度警惕,所以孙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暴力。孙先生认为,未来社会的前进,靠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宪政,即多党竞选。但是,军政之后,必然需要恢复因为战争而遭受破坏的社会建设,这个时期直接进入宪政,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民智条件都是不够的,于是,在军政和宪政之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孙先生安排了一个训政步骤。训政时期的特点是发展教育、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其实是民生的内容了。但是,历史和中国开了一个残酷的大玩笑,国民政府的训政受到来自日本的严重破坏。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中国人的强国梦。等到1945年战争结束,中国的战争资源已经完全耗尽。此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派一起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宪政。而国民政府认为战争刚刚结束,还不够宪政的时机。与此同时,前线因为受降问题发生国共冲突,最终爆发内战。 1949年,共产党颠覆了国民政府,并把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执政党)驱逐到了台湾。国民党流亡台湾后,重新走了一遍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首先,于1949午5月l9日颁布了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况,实行军事管制。显然,这就是军政。其次,是封锁大陆消息,严禁一切违禁的言论、出版和罢工、游行等活动。1950年7月,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将一些党政元老、军事将领、派系首领排挤出决策圈;全面更换旧有的党政系统;整肃党内旧有的派系。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整顿各级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发展新党员,培植起一批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建立了蒋氏父子对国民党的绝对控制权;经济上进行了财政整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同时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这就是训政和民生。在1986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随之李登辉执掌党政大权。李登辉在1990年5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从1990年至2000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此举就是台湾的宪政。国民党最后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也应该尽早与人民共选。目前的情况是,极少数的先富权贵控制着全社会90%以上的财富。同时,人民还无权与共产党人共同竞选执政党地位。事实证明,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是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有效道路。 十三、前苏联解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不断地有人在反思前苏联解体的教训。其实,前苏联的解体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社会走向民主的一个环节而已。前苏联是苏联共产党在沙皇俄罗斯时代使用暴力革命建立的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在一国先建成,而马克思却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整体地达到最高级阶段以后,再经过暴力或非暴力,全世界一体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建立在大量的社会调查、精确计算和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两个特征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而这两个特征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才可以实现。但是列宁却错误地认为击败俄罗斯沙皇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而根本没有考虑物质是否极大丰富和人性是否极大发挥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犯了完全相同的错误。毛泽东也根本没有考虑物质和人性的问题,而错误地认为只要把国民党政府推翻,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在这一点上,前苏共和中共犯了同样的错误。列宁最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只要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就可以发展共产主义经济,而完全忽略了共产主义经济是人类历史全部经济的积累。毛泽东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列宁在苏联搞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毛泽东在中国搞了大跃进。结果是,苏联人民造反(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士兵叛乱),而中国人民饿死。出现问题之后,列宁立即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这就是列宁的伟大之处。他意识到自己错了,错在走的太快了,而忘掉了建设共产主义需要物质积累。所以,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的一本书名说出了他对他的错误的认识,这本书叫《进一步、退两步》。可惜毛泽东并没有认为大跃进是错误的,相反,中国在饿死4000万人之后,没隔几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结果更多的人死于非命。前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大这么多的灾难,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即在野党的缺位。事实上,作为在野党,其神圣职责,就是对执政党的批评和言说。列宁死后,斯大林成为一党专制的主人。他立即废除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再次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随后的几十年,苏联和中国分别都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人民的生活一落千丈。与此同时,腐败官员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却越来越多。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在一党专政的开创时期就普遍存在的,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人民的积怨越来越来深,直到人民想要让这个伟大国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余年之久的苏联国旗落下了。目前,俄罗斯国家在民主体制下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前苏联发生的事情,对21世纪的中国是有启迪作用的。 十四、 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区别 中国自古以来就发展出一套很成熟的帝王学问,这就是民本思想。这是维持君王统治的法宝,也是封建专制主义有效对抗民主思想的法宝。近现代乃至当代,封建专制者为了反对民主体制,而有意误导人民,称“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而中国人民错误听信了统治者的洗脑,这种状况使得中国一直处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民本思想,说白了就是封建君王把自己的极权统治当成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大事,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封建帝王权术。帝王们认为,人民温饱了,于是就不造反。早期人类生活资源极其匮乏,人民随时处在饥谨边缘,封建帝王的这一用粮食换执政地位稳定的办法无疑是让人民吃上饭的好政策,受到人民的爱戴。《尚书五子歌》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段文字一方面强调了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重要,体现了对民众价值的深刻认识,一方面也设定了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邦宁”,对我国的封建政治产生了千古如斯的影响。战国思想家荀子亦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论述。孟子也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君与民同忧,同乐。夯实“民本”这个基础,政治统治就会稳固,社会就会安定。由于“民本”与政治休戚相关,千百年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一直为政治家所笃信、所力行。隋末唐初,连年征战,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太宗深知,如果不顾民众死活,横征暴敛,最终必如隋炀帝那样自食恶果。他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百姓)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他还曾经在《贞观政要·君道》中形象地阐述过这一观点:“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这些话都明确地表明了唐太宗民本思想的本质:如不能“存百姓”,“则兆庶非国家所有”,就不能达到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的目的。很显然,民本思想,其本质只是封建帝王的权术而已,其目的在于用粮食维持统治。维持统治古往今来有两种方式,一是军事镇压,一是经济诱惑。民本思想,属于后者。当然,所有的封建帝王都不会放弃军事镇压的方式来维持统治,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但是封建帝王也发现,中国人民的反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粮食问题。在粮食问题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的时候,先吃上饭比“持不同政见”要来得实在些。与其等到人民因为缺衣少食而造反的时候,帝国再派兵镇压,还不如先让人民吃上饭呢。毕竟吃上了饭还造反的人是少数的。于是,聪明的封建帝王,就开始落实这一思想,并美其名曰:“民本思想”。其实所有的帝王很清楚,这个“本”永远都是帝国统治的稳定。帝王的民本思想,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生问题,但是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中国已经进入了21世纪了。人民再也不是只为了吃饱饭的“民生动物”。人之所谓被成为人,是因为其有思想和精神。国家有养活人民的责任。但是,不可以认为国家的责任只是喂饱人民。其实,当代中国的问题早就不是古代的那个是否能吃上饭的问题了,而是是否能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了。也就是说,现在人民已经把“民主”当成是维持民生的最重要手段了,而不是靠“明君”的名“民本”而实“帝王”的统治权术了。 “民生”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解决的中国实际问题,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绝不能成为我们不推进民主的理由。 十五、取消工人罢工权力的执政党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上几周,中国又发生多起罢工事件。罢工是劳资对抗的一种形式。这里的劳资双方是指劳动者和投资方。最近的工人反对资方的这些罢工主要针对的是资方的克扣工人工资、侵吞工资财产、没有劳动保护或其它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例如,湖南江永国有有色矿因矿长每年从股份制企业公款中私吞260万人民币,工人不满开始上访,并在一个多月前罢工,10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前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日前致胡锦涛、吴邦国公开信,信中呼吁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探讨多党选举等问题。11月16日郭泉再给中国总理温家宝致第二封公开信,就下岗石油工人李国宏和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而写公开信。 郭泉强调:“我一直在负责并指挥中石油、中石化2000年-2001年下岗人员维权工作。今天(11月16日),我的一名工作人员李国宏先生被中原油田公安部门判处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我才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写了一份公开信,现在我不得不再次提笔给您(温家宝)写这份公开信了。” 郭泉在公开信中表示要和中华全国人民说几句话。他说,之所以叫“公开信”,是因为这不仅是给家宝总理看的,也是给全国人民看的。他表示:“现在是2007年11月19日凌晨2点零六分,我写完了全信。窗外漆黑一片,天明不远了。离天明还有4个小时。这4个小时,我将全力利用网络传递这份公开信,传给我在QQ、MSN和SKYPE上的所有朋友,全部大约1500名。” 他说,他们每人再传递1500人,然后他们传递的1500人,再分别传递给各自的1500人,我想,这样传下去,传遍14亿人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在发出公开信的最后时刻,郭泉写道:“时间又过去了半小时了。刚才去了一下卧室,我的夫人李晶、儿子郭称义在隔壁房间睡觉。最后一次看他们熟睡的面庞,我很自豪。他们会因为我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他说:“在这里,我恳请中国政府在我被捕入狱或处死后,善待我的家人。在这里也请全国人民在我被捕入狱或处死后,接济我的家人,并如我一样奋力转发我的两封公开信,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解决他们苦难的有效途径,惟有如此,才能拯救中国,拯救中国人民。 ” 他强调:“中国人的民主和幸福,取决于今天我们的团结、奋斗和牺牲。” 以下是郭泉第二封公开信的全文: 尊敬的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我一直在负责并指挥中石油、中石化2000年-2001年下岗人员维权工作。今天(11月16日),我的一名工作人员李国宏先生被中原油田公安部门判处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我才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写了一份公开信,现在我不得不再次提笔给您写这份公开信了。 请允许我先自我介绍,我曾在1990-1992年担任过国企干部、1992-1994年担任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和《改革与开放》杂志编辑、1994-1999年担任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人员。目前在南京师范大学从事文史哲法的教学科研工作,一直关注国家发展、人民生活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贵党的十七大刚刚结束,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本人想就李国宏案和我手头的中石油、中石化2000年-2001年下岗人员维权工作和您交换一下有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意见。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简称中石油和中石化),因为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重组等一系列改制原因,在2000年和2001年以签署“自愿解除劳动协议”的方式“协议解除”了59万石油工人的劳动关系(这个数字是我的调查,实际人数应该还要多,具体数字请总理阅完本信后组织力量调查)。这59万石油工人(以下简称协解人员)主要以大庆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江汉油田、克拉玛依油田、中原油田、四川油气田、吉林油田等单位为主。 中石油和中石化是原“中国石油部”分成的两个单位,现在同为世界500强,其中中石化是亚洲第二大公司,据《世界周刊》排名,中石化是全球第17大公司。 但是,油田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的资源和财产,不是属于某个集团的财产。全国人民才是中国的油田的真正的主人。59万石油工人中的绝大部份人员正在用不同的形式进行维护工作权利的抗争,以挽回自己所遭受的经济上以及精神上的损失。 目前,石油工人的维权一般用上访的方式,但是很遗憾的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上访在中国是根本无效的,其中的苦难我就不说了,真是说了让全世界笑话。我的维权团队里有一位义工的爱人是某区的信访副主任,他说他爱人每天回到家都眼睛红红的,每天接触的事情“惨到我爱人掉眼泪”,但是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只能陪着哭。他的爱人是好人,但是更多的访民被有关的工作人员以没有相关政策为理由,甚至是拒绝接访。如果石油工人大量集体上访往往会被以聚众“闹事”的名义拘捕。如果众人讨论上访的有关事情,又会被以“煽动集体上访”的名义拘捕。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体制的问题。这个体制不只是经济制度、法律制度,而更是政治制度。 我注意到有石油部门的领导出面说,石油工人是自愿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定的。意思是说他们的苦难也是自愿的。这些领导有没有良心?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是人民给的,执政党的工资是人民给的。你们怎么能让人民遭受苦难呢? 中国的石油工人老实厚道,长期无限忠于党,听党的话跟党走。石油工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价上涨和恩格尔系数。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无数石油工人在签字后生活遭遇窘迫。 我认为,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方式,由于没有考虑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情况,所以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做法。虽然国家有规定不得使用这一方法解除劳动关系,但是现实中,大量的单位没有执行这一规定。被以各种巧妙或强权的手段而“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中国工人越来越多。 我认为,任何协议内容首先是不能让油田员工利益损失。因为更多的油田工人他们把青春、甚至生命都奉献给了油田,他们是中国最伟大的人。 他们不应该受穷。让他们受苦受难受穷受罪的执政党,是没有良心的。 把我派出的去调查这些石油工人的调查统计人员李国宏先生判处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更是没有良心的! 现在,他们需要获得生存资源来维护上有老下有孩子的抚养责任,难道我们不需要为他们主持公道吗? 另外,在和你讨论一下中国特色“劳动教养”制度。这是中国遭到世界各国和国际人权组织批评最多的中国特色之一。 中国政府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九条保证了人人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中国政府在1986年12月12日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于1988 年10月4日批准。 我认为限制人身自由,只有经过公安刑事拘留、检察院审查批捕、检察院起诉和法院审判才可为之。除此之外,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都是反人类的。 但是,在中国,却有一个不需要经过上述法律程序,直接由公安部门作出决定的“劳动教养”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这是极其不人道和反人类的。这是除了中国的政党制度之外,我第二个不同意的制度。 麻烦您通知公安部的同志,立即释放李国宏先生。如果我们是犯罪嫌疑人,请进入司法程序,走批捕、起诉和审判的道路。坚决取缔“劳动教养”制度。 否则,麻烦您也通知公安部的同志,也请把我也带走。因为,李国宏先生是接受我的派遣去为人民服务的,去为人民说话的。 让中国的一切苦难,由我一人承担吧! 中国人民太苦难了! 以下是李国宏先生被捕入狱前提交给我的最后两份材料,我转给总理大人阅处,也给全国人民阅读。 李先生提交的来自中原油田石油工人的材料里的语句也许不通顺,但是却是发自中原油田石油工人肺腑的原文。 附件1:李国宏先生提交给我的中原油田石油工人的材料: 自从2001年,我们被剥夺了工作权利、间接的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几乎使我们这些被胁迫解除劳动合同的大部份人员,沦入社会的最底层,苦难由此开始。 在此期间的2002年直至2005年,我们协解人员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和中原石油勘探局及中原油田进行交涉,努力挽回所遭受的损失,很遗憾毫无结果。2006年5月,我们协解人员自发的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抗议活动,抗议有关当局无视共和国的法律,无视“和谐社会”的全民意志,虽然抗议活动期间有四位抗议人员被行政拘留,但是我们自豪的换回来了2800个所谓的就业机会,为协解人员及其家属赢得近每年3000万元的经济利益! 事实向我们被协解的一万余名人员表明,我们的权利是争取来的,自己的权利必须自己去争取!但是,这与我们一辈子的生活所需是有很大差距的。物价还在涨,所有的价格都在涨,我们心惊肉跳。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保障。我们要求人民法院(如果还是人民的法院)以法判令协解协议无效。我们要求中原石油勘探局补偿协解之日以来我们的损失和劳动保险金。要求中原石油勘探局给予在协解后,退休的人员和非协解的退休人员有同样的退休待遇。 中原油田部份协解石油工人 附件2:李国宏先生提交给我的有关这个案件的法律规定 1、1999年国家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布的《关于贯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中规定:“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买断工龄’等形式终止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 1999年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中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也强调:“确保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出售方应在申请出售前征求职工对出售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的意见,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在企业出售中终止职工社会保险关系,不得借出售之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职工‘买断工龄’或为职工办理提前退休,把职工推向社会。”这两份档从维护社会稳定、维护职工利益的角度,规定企业不得以“买断工龄”的形式将职工推向社会。而中石化集团公司中原石油勘探局在2001年却置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打着“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幌子,“了断”职工,显然已经违反了国家政策和法规。 2、《劳动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用人单位依据本条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录用人员的,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然而当时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原石油勘探局,一不是濒临破产,二不是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而是效益极佳的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一没有向企业工会提交报告,二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三没有听取职工的意见,四没有给职工协商,五没有给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报批,这就违反了《劳动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3、国家劳动部劳部发〔1996〕354号《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用人单位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劳动者,如果其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1)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 (2)工作年限较长,且距法定退休年龄十年以内的; (3)复员、转业军人初次就业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劳动法》第三章第二十条也明确指出:“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从以上法规可知,除破产倒闭企业外,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40、50”人员是不会轻易下岗失业的,他(她)们的劳动权利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中石化被裁减职工中有大部份工龄是达到了10年以上的,也有不少是距退休年龄10年以内的,企业必须与他(她)们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允许将他们“扫地出门”。中石化的做法显然也是违法的。 4、《劳动法》第三章第十八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 (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 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下面我再要和中华全国人民说几句话: 以上是我给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的就下岗石油工人、李国宏先生和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而写的公开信。之所以叫“公开信”,是因为这不仅是给家宝总理看的,也是给全国人民看的。 现在是2007年11月19日凌晨2点零六分,我写完了全信。窗外漆黑一片,天明不远了。离天明还有4个小时。这4个小时,我将全力利用网络传递这份公开信,传给我在QQ、MSN和SKYPE上的所有朋友,全部大约1500名。 他们每人再传递1500人,然后他们传递的1500人,再分别传递给各自的1500人,我想,这样传下去,传遍14亿人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天明的时刻,我想我的楼下等着我的将会是警车和手铐。以后的事情,无非就是日夜的审讯、殴打,再后就是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或死刑。但是,这一切,我都不怕。我最怕的是,在我死后,人民还生活在专制下、苦难中。 我最崇拜的中国人一是孔子,一是孙文。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孙中山以这样的遗嘱,注解了自己。我也是基督徒,面对孙中山这样的遗嘱,我和所有的争取民主的中国人都不得不重新理解他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了。 我最崇拜的外国人,一是华盛顿,一是切·格瓦讷。 切·格瓦讷的牺牲精神,使我在争取民主的工作中有了无尽的精神动力。他有两句话我终身不忘,一是当他被捕时,面对枪口,他说:“我叫切·格瓦讷”。二是他在临刑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美国有一位华盛顿这样德才兼备的人作为第一任总统是幸运的。华盛顿是一位坚定的领袖,他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却无永远把持政权的野心,既不想做国王,又不想当独裁者。他开创了主动让权的先例──一个至今美国仍然奉行的先例。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解甲归田,回到弗吉尼亚继续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绿荫下享受宁静的田园生活。1787年,华盛顿再度接受人民的召唤,主持制宪会议,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1789 年4月,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当他担任美国总统八年后,发誓不再连任,坚决回到芒特弗农山庄,过平民生活,直到去世。 我想,我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我就是切·格瓦讷,当我面对枪口的时候,我也要说:“我就是郭泉”。当我被反动派杀害之前,我也要说:“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时间又过去了半小时了。刚才去了一下卧室,我的夫人李晶、儿子郭称义在隔壁房间睡觉。最后一次看他们熟睡的面庞,我很自豪。他们会因为我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 在这里,我恳请中国政府在我被捕入狱或处死后,善待我的家人。 在这里也请全国人民在我被捕入狱或处死后,接济我的家人,并如我一样奋力转发我的两封公开信,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解决他们苦难的有效途径,惟有如此,才能拯救中国,拯救中国人民。 中国人的民主和幸福,取决于今天我们的团结、奋斗和牺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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