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在万隆市,一家自卫用品公司的老板阿亚桑贾亚说,他专营的妇女护身衣于去年7月投放市场,连月来只售出几百套,今年“5月悲剧”发生之后,护身衣的销量猛增,已卖出大约5000件。
这种护身衣其实是一种由人造革和不锈钢制成、装有密码锁的女性紧身衣,它可以保护妇女免遭强奸者的侵犯,分为大、中、小三种型号,每套售价为10万印度尼西亚盾,主要为华裔妇女购买。另外,还有妇女前往购买更为结实的护身衣以及可令擅闯民宅者在20秒内晕倒的“迷晕气体系统”。
在雅加达,很多年轻妇女出门时带利器防身,一些出售武士刀的摊贩生意兴隆。由于当地盛传8月将爆发新一轮骚乱,不少印度尼西亚华人和外国侨民买枪以图自保。在当地,一支手枪售价在500至700美元之间,一支M-16型步枪约1500美元。很多华裔妇女则成为惊弓之鸟,她们护照不离身,准备随时逃离印度尼西亚。
如果在1938年纳粹匪徒迫害犹太人时,全世界能够团结一致谴责希特勒,也许人类不需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犹太人吸取了教训,团结一致,反对种族歧视。当年犹太人几乎任人宰割,今天无论在哪个地方,你反反犹人试试看?在全世界的华人应当以犹太人为师,团结起来,争取华人的人权。
请记住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不愿意为维护印度尼西亚华人的人权出力的话,下一个受迫害的华人就可能是你!
中国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在全世界有着数不清的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朋友。但唯一的例外,就是太平洋上的四个小岛,那里生活着地球上最凶残与可怕的动物,中华民族永远的心腹之患。中日世仇,不共戴天!我们永远也不要再对他们抱有丝毫幻想。
谋主是苏哈托政权 五月大屠杀显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蓄意事件,显然与印度尼西亚军方有关系。来自印度尼西亚私人诊所的消息说,参与屠杀和强奸活动的暴徒承认,他们事先被注射了兴奋剂,以便顺利执行这项禽兽任务。事后他们感到体力不支,纷纷到诊所就医。有的暴徒本来就是各地的地痞流氓,有的则是各地的武术班学员,有的是被军校淘汰的学生,但是其操纵者则是军队和一部分极端排华势力。数日以前,这些社会渣滓被集中到东部的齐普尔基地进行集训,临出发前,不光被注了兴奋剂,而且组织者许诺,每强奸一名妇女可得赏金二万印度尼西亚盾(约2.5美元)。
那么印度尼西亚军方为什么要支持极端排华势力发起这场大屠杀呢?原来,无论印度尼西亚军队还是极端排华势力都是苏哈托政权手中的工具,为苏哈托效命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苏哈托本来就是靠屠杀起家的。1965年9月,印度尼西亚军队发动了右翼政变,将亲共的民族主义总统苏加诺赶下台,随后50多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被屠杀(这是最低数字)。而政变和大屠杀的主要实力派人物就是苏哈托。随后,苏哈托就执掌了印度尼西亚政权,执政期间采用法西斯独裁手法,对内钳制国内舆论,继续清洗共产党;对外则成为美国冷战在南亚地区的桥头堡,并成为冷战组织东盟的盟主,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为奖励苏哈托反共有功,美国带头向印度尼西亚投资,优先向印度尼西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印度尼西亚开放美国市场,并要求日本也照此办理。而有了苏哈托的对内残酷镇压政策,美、日为主的西方国家也印度尼西亚的血汗工资制中捞到了实惠。在这种政治结构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核心的所谓专业集团极大程度地榨取了人民的血汗,苏哈托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霸占着国内的各大公司,苏哈托家族的财产达全国总财产的一半以上。(因此,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实际上至少比公布的低一半)。在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前夕,苏哈托家族为主的50人拥有印度尼西亚全部外债(800亿美元)的95%。可以说,苏哈托家族巧取豪夺是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但是,这种经济上的巧取豪夺和严厉的独裁统治也有其自身的问题,那就是阶级对立极为严重。在经济增长期间,人们对苏哈托家族的高压盘剥敢怒不敢言,保住小命再说。到金融危机来临时,相当大一部分人来说,即使不反抗也保不住小命了。1976年印度尼西亚的赤贫人口是2000万,1998年时赤贫人口却增加到8000万,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约40%。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社会不满情绪如同火山熔岩般滚滚涌动,随时化为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在这种情况下,苏哈托政权就考虑将火山熔岩引向印度尼西亚社会中最没有政治权力的那一部分——华人。华人是苏哈托政权的排汽阀,多年以来,每当民怨沸腾要将社会炸裂时,这个排汽阀就会被启动,这样苏哈托家族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就能躲避冲击,继续存在下去。这是苏哈托统治结构中的最黑暗、最隐秘又必不可少的一环,其意义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同样的。只有把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把阶级怒火转化为种族仇恨,才能维持一个剥削压迫的社会结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种族主义实际上也是任何一种阶级统治政权的不可或缺的构件。即使是特别爱标榜民主的美国,不也是以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作为它社会稳定的排汽阀吗?三K党和印度尼西亚的极端排华势力实际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统治集团的主流在平时也看不起它们,但却深深懂得极端右翼势力的存在的重要性。
事实上,印度尼西亚华人对这一结构并不是不清楚。7月6日,他们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求助时介绍说:“在前总统苏哈托(苏哈托这时已经下台——引注)的计划中,我们不可以进入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内,基本上,我们只能从商,或工业等经济领域,或在体育界发展。……前总统苏哈托把我们当成是维护他的独裁、贪污统治的挡箭牌,为了使每次人民的反贪污反独裁运动迷失方向,每当人民的不满运动达到顶点时,他就会利用新闻界、电视台、无线电台以及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对华裔在事业上的成就所产生的妒忌之心,以及极端分子盲目仇视的心态,煽动他们烧、杀、抢华裔财产甚至强奸华裔妇女。每次发生烧、杀、抢以及强奸事件之后,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对前总统苏哈托的恨意就会下降,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前总统苏哈托的统治的压力就相应的减轻了。这样,就达到前总统苏哈托继续统治印度尼西亚的目的了。以华裔作他的挡箭牌以及高压铁腕手段使他的独裁统治成功地延续了32年。”
因此,说苏哈托政权是大屠杀的谋主恐怕是不会冤枉的。事实上,这样的大屠杀也只有政权力量才有可能操作。我们了解到,在屠杀和强奸进行时,警察都远远地躲在一旁看热闹,消防队也不开进现场,听任大火吞噬一幢幢商店、住宅,听任大火里发出的撕裂心肺的惨叫。为了大屠杀顺利发动,早在今年三、四月份时,印度尼西亚媒体就开始把矛头指向华人,攻击华人为富不仁,不肯同化,明示或暗示华人是应该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崩溃负责。事实上,除了极个别华人与苏哈托集团有染以外,绝大多数的华人无非是中产阶级,过着还过得去的生活而已。他们根本没有力量促进或仅仅是推动经济危机,这只能是苏哈托家族的事。
由于经济危机的内部根源在于苏哈托统治集团(专业集团)的残酷盘剥,因此专业集团面对社会矛盾激化的危险束手无策,这才起动了排汽阀。但是五月惨案以后,经济危机更加深重,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西方大国开始担心苏哈托稳不住局面,又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因此苏哈托以退为进,效仿蒋介石宣布下野。
新任总统哈比比根本上就是个傀儡性的、过渡性的人物。军队、议员、舆论界和重要经济部门仍掌握在苏哈托手中。例如,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司令维兰托、特种部队司令普拉博沃(苏哈托的女婿)都是苏哈托的旧人,恐怕都参与了五月惨案的策划。国际社会一般认为,象苏哈托这样经营了32年的独裁政权,其势力盘根错节,除非是摧枯拉朽式的社会革命,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因此苏哈托下台必然会有流血动乱事件。然而,似乎出人意料的是,政权平稳交接。这只能从反面说明,苏哈托家族事实上仍然控制着印度尼西亚政局。
正因为如此,所以哈比比也只能是听命于苏哈托。事实上,哈比比对五月惨案的基本态度是听之任之。7月18日,《华盛顿邮报》刊出了哈比比的谈话,哈比比说即使在五月暴乱后逃离印度尼西亚的华裔不回来,印度尼西亚也不会完蛋,反面增加当地人进入工商界的机会。这就是继续挑拨华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的关系。此外,哈比比外界压力下视察华人区时,对华人说,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你们可以自卫嘛。这实际上是更阴险地置华人于死地:在成群受过军事训练的彪形大汉的围攻下,在更多的印度尼西亚人的旁观和纵容下,自卫无疑于自杀!
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态度如此恶劣,华人不得不纷纷外逃。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大使馆——还有台湾驻印度尼西亚代办——前挤满了要求签证的华人,没有能力签证的年轻姑娘不得不当邮购新娘远嫁他国。第一批流动能力强的华人大约3万多人已经逃离印度尼西亚,而更大规模的逃亡潮正在兴起:变卖住宅,套现生意,不顾一切往外逃!
事实上也必须往外逃。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虽然暂停,但无组织的分散的迫害和强奸仍天天在进行。7月16日,东爪哇首府泗水东南220公里的任抹,1000多人袭击了该市的商业中心,几十位华人店主被迫逃跑。这是又一起新的、较大的迫害。
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约有600万人,不可能全部都逃离印度尼西亚。那些比较贫穷的华人可能就逃不走,也没有地方去。他们仍将随时处于印度尼西亚极端势力的威胁之中。
五月惨案发生后一段时间里,国际舆论似乎并不关心华人的生死。成为头条新闻的是苏哈托的下台和哈比比的前景。只是在哈比比政权的傀儡性质被认定后,国际舆论才开始更多地报导惨案的真相。也只有从这时起,印度尼西亚所谓五月骚乱的严重性才陆陆续续渗透出来。
世界各地的华人当然义愤填膺。任何一位还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会义愤填膺。美国、加拿大、香港、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世界各地的华人民间组织纷纷表示了极大的惊骇和愤怒,严辞遣责印度尼西亚政府,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迅速查清事情的真相,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保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并对受伤的华人妇女表达了深切的关怀。
但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根本没把国际舆论的压力放在眼里。哈比比的讲话虽然也终于承认“这是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事实上,这是玩弄文字游戏。1965年印度尼西亚屠杀50多万共产党人才称得上印度尼西亚之最。不能排除,哈比比要借这种语言抹去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并为下一次屠杀抹去上一次屠杀惨像提供先例。而且,其用语多么温和,仿佛印度尼西亚政府以前多么人道,现在也多么讲究人道!
中国是不是应该更强硬一些?遗憾的是,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政府似乎太软弱了。
中国连谴责都不敢。6月中旬外交部对此事件表示了关注;时隔一个多月后,7月28日,外交部长唐家璇又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就在国际舆论纷纷用“野蛮”、“惨无人道”来描述这一事件时,8月3日迟到的《人民日报》评论员却只敢说“掠人财产、奸人妻女”,仿佛是个别道德品行不良的流氓所为似的。
不仅如此,中国国内的各大报纸也似乎断绝了消息来源,对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暴行非常陌生,好象印度尼西亚华人血管里流的不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摆出一付莫管闲事的姿态。
这不应该是中国的形象。这不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形象。这不应该是普通中国人的形象。
中国民间怎么会鸦雀无声!?
在天涯咫尺的信息化时代,印度尼西亚五月发生暴乱的消息居然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了足足两个多月。直到七月份互联网上传出一张张令人惨痛欲绝的图片,传出海外华人群情激愤示威游行场面时,才终于点点滴滴地漏出在媒体上。
这其中的原委和细节是很值得深思、深究的。但大学生们并没有深究,他们难以相信同为华夏子孙的印度尼西亚华人遭到如此惨无人道的残杀和迫害。因此,似乎早就看破红尘的九十年代大学生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毕竟还没有漠视人之为人的生命、鲜血和人格尊严。八月十日清晨,北大学生在三角地贴出了多年不见的大字报,愤怒地谴责印度尼西亚暴行,哀悼死难的同胞,为受强暴的妇女抱打不平,并希望组织起来到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前去示威。迟至傍晚,虽经校方劝阻,三角地仍有二百多学生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表达对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支持。同一天,清华大学也贴出了类似的大小字报,提出在第三天,即八月十二日到印度尼西亚使馆前抗议。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似乎显得更加冷静一些,他们相约相互不留地址,不通姓名,不穿清华字样的服装,只留联络方式,骑自行车分散地前往印度尼西亚使馆。在使馆前如遇询查,则一律以中国人自称。
这一事态立刻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当天晚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们,特别是有正义感强烈、有组织才干的学生就受到了严厉警告和谆谆“劝导”。第二天,印度尼西亚使馆门前果然平安无事。
校方是如何“劝导”的?校方的基本逻辑是,印度尼西亚事件是复杂的、敏感的、历史性的,既是个政治问题,又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种族问题,和文化问题,非常复杂。处理印度尼西亚事件要有理、有利、有节,还要合法,要相信党和政府能妥善地把握好事件的尺度。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你们小孩子懂什么?头脑简单、处事鲁莽、又不懂历史,不知国际法,老老实实一边呆着去,好好念书吧!
但以为这样一番解释就能把学生的愤怒闷在心里,未免太小瞧学生了。
不错,印度尼西亚事件是复杂的。事实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比如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蒋介石发动4.12大屠杀,9.18日本出兵占领东北,7.7芦沟桥事变,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都是复杂的。例如以似乎很简单的南京大屠杀,从中国方面来说,如果不是蒋氏集团既想在国人面前摆出抗日姿态,又不想使自己的实力受损,则南京保卫战就不会那么被动,撒退时那么仓皇,南京城的三十万居民也就来得及组织,不会成为日本刺杀比赛的活靶子;从日本方面说,如果不是日本要用中国人的鲜血来营养其武士道精神,并阻吓中国人民反抗,也没有必要做得那么血腥;从根本原因上讲,如果不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丰富的资源和 市场,不是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使日本经济萎缩,日本也就不会发动侵华战争。但难道能因为顾忌放过了蒋氏集团而不谴责大屠杀吗?难道能因为我们也需要资本主义就不谴责大屠杀吗?难道能因为我们的强烈抗议会使日本人更加残暴而当缩头乌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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